，我也想不出自己还能上哪去。在歌舞伎町的华人圈子里，没有人肯给我工作机会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吕方是我杀的。我只好跑到高田马场打零工度日，晚上就在电动玩具店或三级片戏院闲荡。有天晚上，我因为白天工作劳累，便在电影院的座位上打瞌睡，一个想上我的玻璃就挨了过来。虽然这个玻璃没搞到我，却帮我在黄金街一家冷清的同性恋酒吧找到一个工作。我当时只是让他认为，只要能给我点零用钱和睡觉的地方，我就给他机会，说来还真是不费吹灰之力。

后来，我的机会终于来了。台湾流氓在不知不觉中成群结队流窜到歌舞伎町来。这些流氓表面上对杨伟民很尊敬，私底下还是坚持自己的一贯作风。由于我会说流利的日语和北京话，又熟悉歌舞伎町的动向，流氓们当然不会放过，于是这些人生地不熟的流氓时常雇用我当向导。几年后，这些人又被从大陆来的流氓取代了。但是不管是从台湾还是大陆来的，流氓还是流氓，我的利用价值也不受影响。